生命遗址 北川悲城

我们应该怎样悼念地震亡灵？讣闻或纪念碑诉说的不是死亡，而是关于生命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也许侥幸捡了一条命，最终却被迫逃离家园，北川人断了后路，成了“难民”。5月17日下午2：55，北川接到河塞即将决堤的指令，所有救援官兵和群众全部撤离，登高避险。截止5月20日凌晨，北川县城已经封城。

看到这则消息，我已经到了成都。两天前，我花了三个小时去的北川。

坦白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记者，我“临阵脱逃”了。我尊重那些勇敢的同行，敬佩那些热情的志愿者，但灾难所带来的悲伤和无助，使我深深觉得新闻的客观、中立准则受到了影响——因为报道者本人也是受害者，我失去了“家人”。

另一个“合理”的理由是，灾区的记者太多了。我既然对救人帮不上忙，那就不去添乱了。残酷地说，此处灾区和彼处灾难没有区别——你希望再去一趟人间地狱吗？

5月15日中午，我从绵阳坐上长途车，邻座有返回擂鼓镇（北川下边）寻找家人的，有在上海打工赶回片口镇（北川上边）尚无音讯的家里的。车子开到安县就走不动了，运送物资的大小车辆都堵在路上。

我们开始步行，路边是临时搭的帐篷，背后是倒塌了的房子，远处是无人收割的麦田和把人吞噬的大山。要在平时，这时是阿坝旅游观光的好时节。

刺眼的阳光令人恍惚。不断有警车、救援车呼啸前行。走了一段，我又搭了一辆大卡车，人挤得满满的，有乡亲，有志愿者。车队走走停停，不时有塌方的石头把路挡住。到了一个路口，我们全部下车领口罩，吃阿莫西林。

离北川大约5公里，汽车都不能往前了，三三两两的人又安步当车。有十几个退伍军人是从唐山赶过来的，救援装备齐全，他们经历过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最终，我搭了一辆摩托车到了北川县城。大禹故乡的宣传牌斜立在山边。现代商业的触角无所不在，沿途村里闪过中国移动、长虹电器、平安保险的广告牌。在被夷为平地的北川老镇，断垣上还涂着“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公司标语。

而在另一面断壁上，“距北京2008奥运会开幕倒计时88天”，触目惊心，日期永远停留在5·12国难日。

通往北川的路完全被毁了，得走旁边山林开辟出来的一条便道——返回的时候，遇到北川县委书记宋明，他承诺，15号一定要把道路（生命之路！）初步打通，以便大型机械进入展开救援作业。当晚，救援部队也全部进入尚未抵达的58个乡镇。

位于龙门山断裂带西边的北川消失了，这个四面环山的低洼山沟被地震引发的山体塌方几乎覆盖了，县政府、公安局、老街、中小学、幼儿园、民宅……毁于一旦。（绵竹汉旺镇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东边，我的爱人记得她在小学作文里经常写这么一句：“我的家乡汉旺，就在风景秀丽的龙门山脉脚下。”）

与别处灾情不同，北川老县城本身变成了一座几十米高的钢筋水泥废墟堆，跟不远处的山无言相望；成了一座活死人墓，大量人员被埋在下面，无法拯救。

生命的奇迹也在这儿上演。15号那天，我就至少看到了三个被救者，被困70多个小时的北川图书馆馆长李春，在农行大楼被困73.5小时的宫天秀，她锯断了自己的右腿。

几个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从废墟山下来，一群救援部队正往上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而是生怕惊扰了底下的亡灵，踩踏了可能的生命。18日，就在我们经过的北川县人民医院位置，救出了被埋139小时的医生唐雄。19日，在菜市场附近成功救出被困164小时、61岁的李宁翠。

据官方数字，截至20日16：00时，2万多人的北川县城死亡8605人、受伤9693人。

越往里走，我越有一种无力感，我不能安慰那个年轻的妈妈，她家在擂鼓镇，地震时两岁的儿子正在北川的妹妹家里玩；我也减轻不了那个老大爷的愤怒，他手里拿着一些档案资料，他说当天就有部队来了，但他们却不动手救人……我远远地看着一个神情凄楚的父亲，他拎着两个“小主人失踪”的书包……

看着忙碌的人们，几个同行的国外记者感慨地说，“中国人真坚强！No cry，No Complaint（不痛哭，不抱怨），只是深深地叹口气，然后努力做自己的救援工作。”用CNN的报道说，中文里有个词叫“隐忍”，换作美国人会说：“Grin and bear it（笑着承认）”。

面对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对于逝者，我们应该怎样悼念？5月19日－21日为国家悼念日，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前行。肃穆隆重的集体仪式感具有救赎的疗效，混杂着泪水和笑声，是终极形式的剧场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也有人提出将北川作为永久的遗址，让幸存者集体使用这座天然的纪念碑，祭奠，尚飨；或者建一座地震博物馆，表达哀思，警示后人；或者设计一座纪念碑，把所有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5月21日消息，多年前一度传言要选址另建的北川县城，新址初步选定在与其邻近的安县安昌镇。一座城市消失了。上游堰塞湖的泄漏隐患仍未消除。当年松攀地震形成的叠溪海子，据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隐约看见水下深处被淹没的城市。

我们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惟欠缺一个：讣闻（Obituaries）。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生与死的故事，但很少以讣闻的方式来展现死者人性，感念死者生平。

讣闻历来是对社会名人、政治家、精英的一生盖棺定论，普通人付之阙如。《纽约时报》在9·11之后推出讣闻特刊《悲伤速写》，连续3个月追忆遇难者，这类小品文捕捉了当时的情绪，为那场悲剧定下了一个感情上的标杆，获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奖。

国内值得尊敬的讣闻版，这次也以特殊版面悼念地震亡灵。《新京报》每周三的“逝者”栏目做了30页，还附有部分遇难者名单。《钱江晚报》的“背影”也向死者致敬，缅怀曾在人世闪烁然后逝去的生命。

作为一本商业主流杂志，我们也可以学习《经济学人》的讣闻：“他的母亲向摇篮俯下身去，悄声吟出了那个终将湮没于历史的名字。”

最终，我们可以记住一个个生机勃勃的灵魂。讣闻诉说的不是死亡，而是关于生命的故事。越是优秀的讣告，越能用文字重现它的主人公。公平关注逝者，也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性的尊严。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近乡情怯 绵竹噩梦

汶川地震即使令中国伤筋动骨，但不可能动摇这个国家的精神

一切为了抗震救灾。5月14日，在汶川地震两天后，我们乘坐的从北京赶赴四川绵阳的飞机也不例外。为了给救灾物资让路，该航班从原8：20推迟到9：50。

飞机上座位并未坐满，乘客大都是焦急赶回绵阳老家的，其中有一位民工“忍痛”买了头等舱票，以缩短不能早点看到家人的痛苦。机上工作人员中有一位空姐老家也是绵阳的，但纪律规定，她只能过家门而不入。据一位男空乘介绍，5月12日地震后当天下午，四川关闭了所有的机场，只有一架飞机落地——温家宝总理的专机。

中午12点半抵达绵阳，零星的墙壁裂缝、玻璃碎片让人揪起了心。虽然此前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地震的惨状，但不到现场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尤其是近乡情怯，自己的家人就在重灾区绵竹（距离汶川仅30余公里）。

但从绵阳再回绵竹颇费了一番周折。机场没有大巴、也很少出租车开进城，焦急中遇到了此前听说过的“爱心车”。一对年轻夫妇开车来接朋友，顺便捎上了我们。小伙子说地震发生时他是从24楼跑下去的。他们这两天已经往绵阳市九洲体育馆（5月13日下午温总理到此慰问）跑了好几趟送饮食衣物，路非常拥堵（回绵竹要经过此地）。

先到了绵阳长途汽车站，钟表大楼显示的时间是14：31，显然是时光停留在地震那天。绵阳发往四川周边县市的车都能通行，包括到北川、安县、德阳、什邡等重灾区。但到绵竹的左等右等未见，我和媳妇只好和另外两人合打了一辆私家车，每人80元；平时长途客车40元左右，打的得200元。

这车走的是近路，没走成绵高速，但一路望去，都是毫无例外的碎裂房屋和简单帐篷，以及紧急赶路的军车、警车、物资车。广播里说上午温总理已经去了北川视察——下午又去了汶川。这一天，制造了悲剧的老天爷还算开眼，没下雨（之后三五天四川省大部地方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利于救灾工作的开展，救援队已进入重灾区所有市县。

在路上少不了聊地震的事儿。司机是做生意的，他说有人开车当志愿者也有人对“爱心”收费，但关键是汽油奇缺，每个加油站都排很长的队。同行的中年妇女对1978年的松潘7.2级地震记忆犹新，据说当时地震前有一些征兆，比如玉兰重花、箭竹开花死亡使大熊猫缺食等。我媳妇补充道，程琳唱的那首《熊猫咪咪》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同行的另一个年轻妈妈是绵阳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地震时她们反应很快，带领40个儿童安全撤出，她说自己很自豪……但一说起那些不幸遇难的孩子们，她又泪眼涟涟。这也许是每一个经历过地震的人的正常表现：不断诉说悲剧本身，宣泄恐惧情绪，从而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作用”（Catharsis），净化心灵，激发人强烈的生命力感和互助精神。

过了一小时，我们终于到了绵竹市，见到了我们一岁零一个月的儿子，和家里人在帐篷里团聚。我媳妇说，当年唐山大地震，全国均有震感，她父母就是带着仅半岁大的她住帐篷的。没想到，32年后，我们的儿子也有了住帐篷的经历。

更让她有历史恍惚感的是，她就读的绵竹中学里面的回澜塔的塔尖坍塌了——该校源自宋代的紫岩书院，是绵竹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一个时代结束了。”

当然，在地震造成的伤亡面前，任何感慨都是矫情和苍白的。比起下面沿山县镇的惨状，绵竹市人们沿河边草地上住帐篷只算小痛痒了。那两天触目惊心的伤亡毁灭，套用鲁迅的诗就是：“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这个平时热闹好玩的城市，一下子变得萧条冷清，停水停电，活动停滞。只有两种生意不得不持续经营：药店和花圈寿衣店——即生和死。

在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500人失踪，东汽中学200多人被埋，汉旺幼儿园旁边仍在掘地三尺……汉旺是我媳妇的老家，东汽厂是这儿最大的一家企业。据一位逃生者说，地震时他就站在车间门口，拼命往院子里跑，但等他回头看，其他人都被尘埃淹没了。最早随救援部队到绵竹、汉旺的新华社成都分社记者苑坚是我媳妇的大学同学，他拍了一张令人深感悲怆的照片：汉旺中心广场的钟楼指针定格在14时28分。

坐着摩托车，经九龙镇－遵道镇－汉旺镇，我分明走过了一道死亡之幽谷。山路边，人们在这时节应该收割的麦子地里搭起帐篷。九龙镇小学近200名学生被埋，仍有三名家长为孩子的生死未卜哭泣不止。在遵道镇，一所幼儿园50多名小孩死亡，小书包遗落在废墟中。楠木沟景区有1万余名居民被困，据说一座山倒了又形成了一座新的山……

悲剧也总是伴随神秘和传奇。绵竹中学被砸死了7个学生，教学楼并没怎么毁坏，但有一个学生提前跑了出来，他说午休时梦见有人喊他赶紧出来。清平乡、天池乡仍与外界隔绝（14日已空投物品），2万多人生死不明。但仍有人徒步走了出来，据说走得鞋都磨破了，就把路边死人脚上的鞋扒下来穿……

而在地震最严重的汶川，要知道，这儿是大禹的故里（一直有禹生理县说、汶川说、茂县说、北川说等）。1940年，于右任以古稀之年，登临汶川石纽山刳儿坪寻访禹迹，但未果，留下“禹王明德古今悬，那计汶川与北川”的诗句，对禹乡之争这一善意规劝，恰成为羌族民间大禹崇拜的最好注解。但大禹为什么没能给予四川保佑呢？

几乎是最晚被进入救援的茂县，有一个叠溪古城遗址，是1933年松潘7.5级地震造成的，是国际地震界研究的重要现场，叠溪海子也是九寨沟、黄龙旅游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2008年汶川地震将给大自然和人们的心里留下什么样的奇观和黑洞？

在去往接近震中地区的路上，我重读两本书：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和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我认同前者：“……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唐山地震后的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对后者不敢苛同：“一个建立在脆弱生态之上的社会，环境恶化往往引发社会崩溃”。

用《纽约时报》创始人阿道夫·奥克斯的话说——他之前做《查塔努加时报》时，黄热病蔓延到该市，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使366名人丧生，他实施了一项紧急救济资金，并在社论中写道：“这是不是将毁灭查塔努加呢？不！如果这个城市的诞生是为了被毁灭的话，那么它几年前就被抹掉了。”

对于灾难的反思，对于风险的承担，对于家园的重建，我们可以不必像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给了华盛顿最坏的，但给了商业最好的”（《财富》杂志语），倒不妨借鉴“9·11”之于美国，正因为各个层面的应急机制，美国虽然遭受重创但仍良性运转，第三天华尔街就开始重新上班了，《商业周刊》写道，“其中传达的信息很清楚：恐怖分子只是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图腾性的标志，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换句话说，汶川地震即使令中国伤筋动骨，但不可能动摇这个国家的精神。

抱歉，鉴于这是一篇杂志专稿，我没有像那些也到地震现场的记者一样，“深度报道写手现在更像通讯记者”。如果非要写成通讯体，我更宁愿犯另外一种记者常见的“毛病”，即报道和评论不分，以感情影响事实，这有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费城的一个记者采访宾夕法尼亚矿难，那里数百名矿工被活埋，亲属围着哭泣。这位记者在发回报社的新闻导语里写道：“今夜，上帝坐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灾难现场……”当在电报机上看到这个句子，一位大编大叫“停下！”然后电复那位记者：“别管什么灾难了——采访上帝去。”

如果真有上帝俯瞰着四川，我一定会去采访他，并且要询问他，为什么要制造这场人间灾难。

德怀特·霍华特/克里斯·保罗
我们将会胜利，没错。
我并不自傲，但我和队友都对此深信不疑。
相信我，无论谁成为冠军，戴上戒指，他们都相信这一点。
我们为了胜利而来。

科比·布莱恩特/沙奎尔·奥尼尔
赛季末总是百感交集，但却没人愿意谈论。
有一种感觉叫做恐惧，害怕漫长的征程就此结束。
但是我？我喜欢恐惧。
它意味着我离冠军更近了一步，
它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好了。

勒布朗·詹姆斯/凯文·加内特
九岁时，我就梦想要赢。
我记得赢也是个动词。
当时的我下定决心，赢属于我，我要赢。
时间会让梦想褪色，
但这个永远不会。

贾森·基德/史蒂夫·纳什
经历了82场比赛，你还剩下什么？
你还有什么可以付出？
但你还可以做得更多。
你也必须这么做，
否则，就不要打篮球。

“不是剥洋葱，而是刷油漆”
对于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批评最狠的是迈克尔-霍夫曼撰写的一篇题为《现在我记得，现在我忘了》的书评。其中致命者有两处：格拉斯在自己曾效力党卫队一事上，患了“选择性失忆症”，“格拉斯的所谓忏悔令人失望，这不是在‘剥洋葱’，而是‘刷油漆’”。

“经济适用坟”
《爱枣报》www.izaobao.com“给我一个经济适用坟”专题，异彩“坟”呈：当“身后事”已经被愤怒的百姓们斥责为“死不起”，我们依稀看到了阳间房地产业疯狂敛财背后的利益链条已经扼住了死者们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骨灰盒利润率高达2000%、动辄几十万的墓地价不封顶；款式费、材料费、设计费、棺木费、骨殖费、保管费、刻字费、贴金费、墓志铭……哪位好心人，给我个经济适用坟？！
黄集伟老师由此联想开去：还可以有廉租坟、限价坟、90/70双限坟、集资坟、自建坟……据C2TV头牌节目“新坟联播”之系列报道：农村兴起建小产权坟、自留坟地的高潮；外资企业顺应需要，将“死后分坟”做为吸引人才的主要措施；更有《社会新坟》节目报道说：姑娘们找对象看重坟地，有房有坟成为泡妞的杀手锏。“72小时各主要坟地天气预报”成为全国坟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坟地策划成为最有前途的职业之一；“今天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白金坟”。插播广告："邻居不是住金坟就是银坟，你要住一土坟，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两口子吵架的时候说："凭什么啊？人家的坟地叫玫瑰园，为啥咱的就只能叫狗尾巴公寓呢？"“打土豪、分坟地”、“深挖坟、广积粮、不称霸”即将成为历史，在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下，新一轮“坟改”初见成效，人民群众热泪盈眶的说：挂了不忘挖坟人啊！

“开个四张桌子的包子铺就能想到十年后挑战麦当劳”
冯唐博客答某杂志提问，如果用3个词形容“景仰”的母亲：慓悍。大器。茂盛。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老妈最兴奋的时候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仿佛打了鸡血，喝了参汤。这种时候，她总表现出纯正的革命的盲目乐观精神，开个四张桌子的包子铺就能想到十年后挑战麦当劳。”

“看过今天到场的嘉宾名单后，我感到这好比贯穿我整个人生的一支进行曲。”
4月13晚，两获奥斯卡大奖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纽约的美国林肯中心电影会被授予年度荣誉大奖，以表彰她多年来对电影圈所做的杰出贡献。格伦·克洛斯、乌玛·瑟曼、艾米·亚当斯、乔纳森·德米、迈克·尼科尔斯以及与她合拍《走出非洲》的罗伯特·雷德福等好莱坞电影人纷纷捧场祝贺。

“男性荷尔蒙”
4月15日，剑桥大学的约翰?科茨和乔?赫伯特在《国家自然科学院学报》发表了一份科学研究报告，证实了睾丸激素会刺激金融交易过度的猜想。原型男性荷尔蒙会促使过度繁荣，而这正是市场泡沫的特征。他俩通过唾液测试，以伦敦金融城一家未具名银行的17个男性交易员为研究对象，连续8个工作日对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进行监控，发现早晨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男性，当天会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这一成功会进一步提高激素水平，从而导致很高的自信和更多的冒险行为。当市场波动性增大时，交易员的皮质醇水平会升高，而他们损益账户的波动性也会增大。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应该考虑“投资者的生理状况”，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理性。“在目前的信贷危机中，交易员们可能会感觉到慢性皮质醇作用的有害影响，最终进入一种叫做‘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心理状态。如果发生了这种状况，央行即使降低利率，也会发现交易员仍然拒绝买入风险资产。”去年10月，一名交易员对纽约的一个对冲基金提起诉讼——由于他行为太过激，被强行注入了女性荷尔蒙。科茨表示，金融机构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睾丸激素刺激的过度交易，但不必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

“有意义的工作”
美林中国投行业务负责人Wilson Feng将去一家中国国企工作，“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一场噩梦。如果我继续呆在投行，我父亲会认不出我的。”3月，公关顾问公司CHA发布了一份名为“有意义的工作”(Worthwhile Work)的报告，涵盖了对英国各行各业1500多名员工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人们对现有工作机会的严重不满。在私营企业中，大约40%的年轻员工（35岁以下）正在考虑转投公共部门或是慈善机构。超过60%的18岁到25岁员工，及近一半所有年龄段的员工，都正在寻找他们所谓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情景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及约书亚?菲里斯(Joshua Ferris)去年的畅销书《我们走到了尽头》(Then We Came to the End)之所以广受欢迎是有原因的，对那些没有意义的工作的描述让观众和读者产生了共鸣。芝加哥作家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说：“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糊口和挣钱，而是要日复一日地探索生活的意义，求得人们的认可，而不是从周一到周五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

“商业生活的意义”
FT与Slate专栏作家卢克·约翰逊的文章。“我绝不赞同那种认为商业无法满足灵魂需求的观点。商业能提供许多丰富人生所需的要素。自由——开创和运营一家企业是掌握你命运的最好方式，还可能将改变世界。商业是一种改善生活、进入上流社会的奇妙方式。新商业将颠覆现状，从而引发进步。我认为这是一项高尚的使命。有可能利益动机与精神需求是相冲突的，但利益却是促使人类取得进步的基本润滑剂。我喜欢商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实用主义。过度的内在关注和关于生命意义的沉思，会导致一种忧郁的生活方式。商业则潜心于参与世界——它要求行动，而不是茫然的思想。具有人道主义作用。商业带来了民主政治的繁荣，法治、自由贸易和产权都得到了保障。”

“热情商”
崔健：前两天（2007年12月），在大连举办了一个高层论坛。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演讲的大概意思是说，除了智商（IQ），情商（EQ），现在还要增加一个热情商（PQ）。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80年代之后，是公司与公司的关系，到了本世纪，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现在，有热情的人，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人。人们可能都越来越讨厌有智慧的人，而喜欢有热情的人。教育的概念，也已经只是普及的概念，是就业保险的概念，并不是要争名夺利。人最需要的是感情上的享受，不是财富。现在有商业价值的，就是妥协妥协再妥协，甚至有点卖身。东南亚的文化，基本上就是笑贫不笑娼。真正内心有热情的人还没有冒出来，大部分人，包括我们自己，会把那些有纯真热情的精神，同时又勇敢、不怕惹麻烦的人，看成一种愚蠢，没有把这种热情组织起来，变成一种社会价值，现在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我昨天还在跟朋友争吵阅读的问题。阅读实际上是一个消费群体和一个写作群体的关系，写作群体由谁来完成？他们在哪儿？实际上消费群体都不在乎，他们两天三天看完一本书，才发现它没有价值，是浪费——社会上有大量无价值的书存在。可能是有的人有阅读欲，满足了阅读欲之后再来完成自己的写作欲。言辞成为社会标准，就会对那些没有言辞的人产生歧视，比如做音乐的、体育的、干活的、服务业的……因为这些人没有掌握他们的言辞，其实他们比没学到知识的人丧失更多。

唉。高明还是愚蠢，真诚还是虚伪，反思还是消费。

我丝毫不怀疑李银河姐姐对王小-波的怀念，对“人和事”的惆怅，这个中国最有名的文化寡-妇，像大野-洋子之于约翰·列-侬一样，无可挽回地变得不合时宜，她不再是自己，她不是再是活的自己，属于她自己的性-学研究总是惹争议和被误读。

所以，这也许是一种讽刺，也许是一种致敬——我所在的商业杂志在元宵节那天电话采访了李银河，请她谈性-歧视、中国女性的成长及在商界的女-权进步。多么怪异和不靠谱啊！

不知道这个月淫-媒还会怎么“做”王小-波，去年某雕塑家把王二脱-得精光，其反讽效果像《黄金时代》中写的，“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的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其幽默效果用《三十而立》小转铃说的，“王二，不要脸！这么大的东西就往这里杵！”

再往前，2004年4月11日，“王小-波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举行。去了很多人，李银河因为骨折在杭州，王小波82岁的妈妈宋华和姐姐王小芹在场。何兆-武说王小波是思想的现代化，徐友-渔欣赏他的理性和日常经验，秦-晖不谈主-义。当天还举行了“王小波与文学的无限可能”研讨会。

再往前，2002年4月，《三联生活周刊》做了王小波的封面。我本来想参与写点什么，但在文化圈里，要是论资格和话语权的，所以，虽然我厚着脸皮搞了一篇，但很难堪，只有文中两处细节被改头换面地用上了。我还恬不知耻，在那期杂志评刊会上，不着调地挑衅主编，“质问”他为什么在王小波死了五年后才写那篇主文回忆“王小波的精神世界”。忘了他怎么回答的了，好像是以前没时间，这期缺稿子云云。

得。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人，是永远记得他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但现实世界混乱复杂，我经常无聊地想，如果他还活着，看着眼前发生的社会演进、观念冲突、贫-富差距、媒体论战、娱乐当道、媚俗和刻奇（Kitsch）、网络Geek和Ki-ra、世界是平的、不安全的时代、非理性繁荣、和-谐社-会……他会保持清醒，一针见血，帮我们解决浊-流，拨-乱反-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我们上升吗？

骇。

王小波：“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我正在努力工作。”

……时值初春，阳光懒懒地，穿过碧绿的树叶照下来，稀疏，错落，令人恍惚。与其说这给阅读提供了背景光，勿宁说小说就是背景文字；这样的句子突然击中了我：“（武-斗）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呃’的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小时候我看到那只公鸡离地起飞时，觉得是个令人感动的场面。作为一只鸡，它怎么会有了飞上天的主意？我觉得一只鸡只要有了飞上五楼的业绩，就算没有枉活一世。”……

这是王小波1996年发表在《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后又登了《未来世界》）。世间居然还有如此精妙的语言和怪异的思维，尤其在性的态度上，不卑不亢，不由分说就扭转了我的女性本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文坛高手……就是作者名字糙了点。1个月过后，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接下来的事情都知道了，很多人开始谬托知己，纷纷发言，我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用大学同学的话说，“这些破事都抖露出来，你不想在江湖上混了！”王小波培养了众人讲“师承”、论出处的习惯，我在心底里说，“我可是在你撤手之前就有看你的文章的啊。”这近乎无聊，但当时只有这样想才显得自己卓而不群和不被舆论所笼罩，20几岁的人总要自我标傍——其实与当事人无关，何况这时我已经修行过了“后现代主义大法”，“凡是敌-人同意的，就是我们反对的”，法国学者布迪厄说，“文化的表述立场只能是双向否定（Double Refusal），它的深层结构是：我讨厌X，但我同样讨厌X的相反。”

我承认自己有点走火入魔，作态也实足象个文化贩卖者，我也做过贩卖的事情，卖得并不彻底。但在我喜欢的两个作家（王小波和村上春树）身上，我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非要温习以王小波为关键词的“文化考古学”（福柯语），我只能说“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与村上春树不同。也不同于那个女同事与村上春树“晴朗的早上，遇到一个100％的女孩”式的相遇，“然后，就开始喜欢鼠写的小说了，从头到尾没有人死去，也没有性-交场面……”后来她成了一个美女作家。

个人的文学情结作祟最严重时，我以“周星驰与后现代”为题，写了篇毕业论文。我是新闻系的，新闻无学，也最自由，四年的大学时光净剩下了体验。毕业后一年，我在北京接到一个电话，说那篇论文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赶快去认领。文章先是在网上流传的，后来周星驰也.com了，该文还被收入《大话西游宝典》，算是给我的不羁的大学以及……文学作了个了结。

很难想象一个在高中时读鲁迅自我觉醒、大二重读王朔开始反叛的人，他会不喜欢王小波。也不难猜测，一旦沦为社会工厂一分子，他还可能玩味文学。于是，在村上春树风靡中，我缺席了……要知道，从进大学起，我一直在寻找的两本书之一就是《听风歌》。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So What？

那是几年前的文学，那时文学青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哪像现在，世道变得太快了，任何标签都显得好笑。所幸从一开始我就没被“话语权”套住，我喜欢文学，但性格使然，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太过私人的东西，如果有共同性或被纳入某种体系，我又感觉不自在；在我还没有成为文学青年之前我就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我转而投入了生活。相信“沉默的”大多数人也都如此。

我去中文系旁听，也无非是看漂亮的女生。那一年王小波是话题，《青铜时代》如80年代的《存在与虚无》一样是手中必携物，以至于教现代小说的老师专门有一堂课讲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老父跳楼脑-浆迸裂，儿子在遗迹那儿守夜……认为这极具时代氛围。我和一个同学在下面翻着书，一一对照，忽然狂笑起来，老师提到一个叫“龟-头血肿”的老头时省略了前面两个字，课堂气氛一时尴尬。

这个同学劝过我，“你什么时候走出大师的阴影，扛着他们的尸-体？”我想，当一个人在青年时，总会被某种东西神灵附体，诚惶诚恐。我的意思并不是把王小波也看成大师，但这个稀奇古怪的家伙活着时不安分，死去了仍让世界不安分——为什么《情人》屡被提及，卡尔唯诺成为谈资，菲茨杰拉德也因为村上春树的青睐而重新流行。我相信真有人按图索骥去读莫迪阿诺的《暗店街》，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或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

王小波推崇的罗素说过，“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诚如斯言。大三时我们学摄影，我做了围绕王小波的第一件倒胃的事，成都有一家够地道的酒吧，女主人被称为“成都摇-滚之母”，其夫是国内有名的画全家福的画家。我拍了这家小酒吧，题目是：“我的精神家园”！？

暑假坐火车回家，“茫茫黑夜漫游”可不是一件有聊的事，我提起了王小波，哪知对面一个女孩说她也喜欢。她长得挺丰满，后来我尊称她“王大波”。下车时我暗用典故，“有机会敦伦伟大的友谊”，她桀然一笑。开学后，不知为什么，王大波一直躲着我，爱情还没开始又结束了。这是正常的，王小波已经过时了，她也看出了我的不好怀意。

大四我在报社实习，本来跑社会新闻，第一篇稿子却是“李银河蓉城谈-性”。9月成都举行全国书展，“时代三部曲”是绝对的“票房指数”，其时王小波哀荣一年多了。5日上午，一袭黑裙的李银河在二环外一健身广场作“性-法律”报告，间歇，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我们尊称王小波为大哥，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嫂……”由于紧张，没注意李银河脸上的表情，但后来想肯定牙齿都酸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大学时，刘品良坐火车回家，半夜提起王小波，对面的女孩也说喜欢，“那姑娘长得丰满，我就叫她‘王大波’。下车时我说，‘有机会敦伦伟大的友谊’……”刘品良站在楼道里和记者回忆往事，他今年30岁，“那时我踩着阴暗的楼梯，忍受多年的腐味，上到五楼过期报刊室，在一张桌子堵住的门口填票查书等半天，把图书证押下，才抱着一年的《花城》杂志合订本。走回三楼亮堂的自习室，喘一口气，有点兴奋。我是个文学青年，由于性格的原因，不好意思承认。”所有王小波的拥趸都清楚记得第一次阅读时的震动，他们形容仿佛就是一次朝圣，而兴奋的人互相引为知己。刘品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当时李银河来演讲，我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李银河蓉城谈性》。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我们尊称王小波为大哥，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嫂……’由于紧张，没注意李银河脸上的表情，呵呵，酸死了。”

在《黄金时代》中，王二的阳-物是陈清扬的噩梦，她决定让自己深深埋藏。而在读者那儿，“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是最大的噩梦。这一代人原本严肃、认真、聪明、复杂又有游戏色彩，着迷于美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的“这种人并不想严肃的对待可能性，因此这可能性也就不会含有这种风险：他选择了某种决定并因此束缚住了自己”。

2002年元旦前，北京一群大学生排演话剧《似水柔情》，那股背台词的认真劲儿，那种病态般的自我欣赏，我逃也似地离开了现场。

我已经忘光了所有关于大学、关于文学的支离破碎记忆——那是一种精神遗产，是青春的记忆的一部分，直到那天又一次辞职时，我误以为能追随他学东西的头儿说：“你这种性格，做一个王小波那样的自由职业者更合适。”无论这是一种抬举还是鄙夷，我都不会当真了。我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就像“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有可能那是微不足道的生活，而“一个人和他坚守的生活”，更大的事实是他失守的和坚守不住的生活。

我再说一次王小波。最后一次。

王小波曾在“孤岛访谈录”中说，“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想必他并不知道对于理想主义有一句调侃：“做一个披头士并不是人生的终极。”有人试图用卡尔唯诺的“童话三部曲”来概括王小波一生的姿态，即“在树上——升到空中——回到大地”，但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中早就洞悉了此中三昧，“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曾在2002年创纪录拿下七项大奖的《纽约时报》获调查类报道奖（关于中国有毒药品及有问题产品）和解释性报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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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alt Bogdanich and Jake Hooker of The New York Times toxic ingredients in medicine and other everyday products imported from China, leading to crackdowns by American and Chinese offic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