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什么后现代，而且主义

8月3日，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一生中的许多岁月，是在监狱和漂泊中度过的。他上过二战前线，当过数学教师，在劳改营中度过8年(因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并流亡海外长达20载。
索尔仁尼琴从1960年代初开始走红苏联文坛。1962年他发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轰动并受到赫鲁晓夫的赏识。随着赫下台，小说遭到公开批判。此后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和《第一圈》都无法在苏联出版。1967年他在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4年索尔仁尼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1994年在叶利钦的邀请下回到祖国。他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奖励——1990年的奖励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理事会提议的；也拒绝接受叶利钦想颁发给他的最高国家勋章——“1998年是俄罗斯的低迷期，人们处于苦难之中，是我出版《瓦解的俄罗斯》的那一年。我答复说我无法从一个将俄罗斯带进一个如此可怕的困境的政府手中领奖。”
“在这个悲哀的时刻，有一种人苦若追寻着未来之路，他就是这类人活生生的典范。”（E.A.Ruiz 1975）“与那些近30年来一直在思索西方命运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相比，在索尔仁尼琴面前我能体会到更沉重的责任感。”（B-H.Lévy 1977）早在60年代，俄罗斯境内外的许多人就已经如此狂热地崇拜他了。将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将他“驱逐”出境，都只能加深人们对他的钦敬之情。7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很少有人能读到作品，但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西方已经家喻户晓。1976年，在美国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中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9.5%的学生视索尔仁尼琴为最值得敬重的社会活动家，其票数是美国总统的3倍。（Frankfurter Allgeneine Zaitung 1976）无论是在篇章中还是体裁上，地下出版物和西方报纸对他的情感都很怪异。
70年代末，索尔仁尼琴对公众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厌倦了自己的讽刺形象和被歪曲的观点，他远离社交生活，开始在佛蒙特州隐居创作长篇俄罗斯历史史诗。大多数西方读者对这部作品并不感兴趣，而他所期望的俄罗斯读者却根本看不到它。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西方依旧能引起很大反响，又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作家形象：忧郁的叶烈米亚，神权政治的阿亚多拉，神秘的民族主义者，批评对其提供保护的西方媒体以及为其提供政治避难的民主政治的忘恩负义者。
在BBC的电视记录片《回家》（导演А•巴仁，1995年）中，斯杰潘•索尔仁尼琴回忆了小时候父亲给他和兄弟们讲的故事。他们家池塘里凸出的大石头实际上是一匹有魔力的马，当俄罗斯真正自由时它会醒过来，像天马星一样用翅膀载他们回家，回俄罗斯。这个支持着索尔仁尼琴度过20多年流亡生活的希望还有一个贬义的比喻——“骑白马的索尔仁尼琴”。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
“在领奖时，我表示希望我终生研究和描述的俄罗斯辛酸的历史将成为一个教训，使我们免于另一场灾难性的崩溃。”索尔仁尼琴晚年公开抨击美国和北约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出的努力。他认为西方民主危机严重，俄罗斯不应草率效仿。
他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在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比较有影响的是席勒和歌德。后来我被谢林吸引住了。我非常欣赏德国伟大的音乐传统。没有巴赫、贝多芬和舒伯特，我的生活将是无法想象的。”
“我再也不怕死了。年轻的时候，我父亲的早逝给我留下了一个阴影，他27岁就去世了。我怕还没完成自己的文学计划就死掉了。但是在30岁到40岁的十年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变得非常平静、镇定。我觉得它是人生一个很自然、但并非决定性的里程碑。”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蒲宁的一篇小说时写到：“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这不也是整部《金玫瑰》的写照吗？刘小枫在《一代人的怕与爱》中说，“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
以赛亚·伯林在《浪漫思想家》中就，“索尔仁尼琴不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的声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我看他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属斯拉夫派。他对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漠不关心。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酷似一个17世纪的信徒，起来反对彼得大帝及其推行的一切现代化，视尼康主教推行的教会改革为撒旦作怪，彼得大帝就是坐在王位上的魔鬼。这些人仍然忠于旧传统，拒绝跟已经历改革的邪恶的俄罗斯帝国打交道。我看索尔仁尼琴就像那种教派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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