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王小-波逝-世十一周年忌-辰（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0日）。与我无关。与谁都无关。但总是有人跳将出来，谬托知己。新-浪博客还做了个“我们是否还需要王小-波”的专题。据说在清明节“谁是你最想祭-祀的人”的调查中，王小-波位列榜尾。

唉。高明还是愚蠢，真诚还是虚伪，反思还是消费。

我丝毫不怀疑李银河姐姐对王小-波的怀念，对“人和事”的惆怅，这个中国最有名的文化寡-妇，像大野-洋子之于约翰·列-侬一样，无可挽回地变得不合时宜，她不再是自己，她不是再是活的自己，属于她自己的性-学研究总是惹争议和被误读。

所以，这也许是一种讽刺，也许是一种致敬——我所在的商业杂志在元宵节那天电话采访了李银河，请她谈性-歧视、中国女性的成长及在商界的女-权进步。多么怪异和不靠谱啊！

不知道这个月淫-媒还会怎么“做”王小-波，去年某雕塑家把王二脱-得精光，其反讽效果像《黄金时代》中写的，“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的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其幽默效果用《三十而立》小转铃说的，“王二，不要脸！这么大的东西就往这里杵！”

再往前，2004年4月11日，“王小-波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举行。去了很多人，李银河因为骨折在杭州，王小波82岁的妈妈宋华和姐姐王小芹在场。何兆-武说王小波是思想的现代化，徐友-渔欣赏他的理性和日常经验，秦-晖不谈主-义。当天还举行了“王小波与文学的无限可能”研讨会。

再往前，2002年4月，《三联生活周刊》做了王小波的封面。我本来想参与写点什么，但在文化圈里，要是论资格和话语权的，所以，虽然我厚着脸皮搞了一篇，但很难堪，只有文中两处细节被改头换面地用上了。我还恬不知耻，在那期杂志评刊会上，不着调地挑衅主编，“质问”他为什么在王小波死了五年后才写那篇主文回忆“王小波的精神世界”。忘了他怎么回答的了，好像是以前没时间，这期缺稿子云云。

得。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人，是永远记得他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但现实世界混乱复杂，我经常无聊地想，如果他还活着，看着眼前发生的社会演进、观念冲突、贫-富差距、媒体论战、娱乐当道、媚俗和刻奇（Kitsch）、网络Geek和Ki-ra、世界是平的、不安全的时代、非理性繁荣、和-谐社-会……他会保持清醒，一针见血，帮我们解决浊-流，拨-乱反-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我们上升吗？

骇。

王小波：“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我正在努力工作。”

……时值初春，阳光懒懒地，穿过碧绿的树叶照下来，稀疏，错落，令人恍惚。与其说这给阅读提供了背景光，勿宁说小说就是背景文字；这样的句子突然击中了我：“（武-斗）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呃’的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小时候我看到那只公鸡离地起飞时，觉得是个令人感动的场面。作为一只鸡，它怎么会有了飞上天的主意？我觉得一只鸡只要有了飞上五楼的业绩，就算没有枉活一世。”……

这是王小波1996年发表在《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后又登了《未来世界》）。世间居然还有如此精妙的语言和怪异的思维，尤其在性的态度上，不卑不亢，不由分说就扭转了我的女性本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文坛高手……就是作者名字糙了点。1个月过后，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接下来的事情都知道了，很多人开始谬托知己，纷纷发言，我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用大学同学的话说，“这些破事都抖露出来，你不想在江湖上混了！”王小波培养了众人讲“师承”、论出处的习惯，我在心底里说，“我可是在你撤手之前就有看你的文章的啊。”这近乎无聊，但当时只有这样想才显得自己卓而不群和不被舆论所笼罩，20几岁的人总要自我标傍——其实与当事人无关，何况这时我已经修行过了“后现代主义大法”，“凡是敌-人同意的，就是我们反对的”，法国学者布迪厄说，“文化的表述立场只能是双向否定（Double Refusal），它的深层结构是：我讨厌X，但我同样讨厌X的相反。”

我承认自己有点走火入魔，作态也实足象个文化贩卖者，我也做过贩卖的事情，卖得并不彻底。但在我喜欢的两个作家（王小波和村上春树）身上，我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非要温习以王小波为关键词的“文化考古学”（福柯语），我只能说“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与村上春树不同。也不同于那个女同事与村上春树“晴朗的早上，遇到一个100％的女孩”式的相遇，“然后，就开始喜欢鼠写的小说了，从头到尾没有人死去，也没有性-交场面……”后来她成了一个美女作家。

个人的文学情结作祟最严重时，我以“周星驰与后现代”为题，写了篇毕业论文。我是新闻系的，新闻无学，也最自由，四年的大学时光净剩下了体验。毕业后一年，我在北京接到一个电话，说那篇论文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赶快去认领。文章先是在网上流传的，后来周星驰也.com了，该文还被收入《大话西游宝典》，算是给我的不羁的大学以及……文学作了个了结。

很难想象一个在高中时读鲁迅自我觉醒、大二重读王朔开始反叛的人，他会不喜欢王小波。也不难猜测，一旦沦为社会工厂一分子，他还可能玩味文学。于是，在村上春树风靡中，我缺席了……要知道，从进大学起，我一直在寻找的两本书之一就是《听风歌》。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So What？

那是几年前的文学，那时文学青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哪像现在，世道变得太快了，任何标签都显得好笑。所幸从一开始我就没被“话语权”套住，我喜欢文学，但性格使然，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太过私人的东西，如果有共同性或被纳入某种体系，我又感觉不自在；在我还没有成为文学青年之前我就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我转而投入了生活。相信“沉默的”大多数人也都如此。

我去中文系旁听，也无非是看漂亮的女生。那一年王小波是话题，《青铜时代》如80年代的《存在与虚无》一样是手中必携物，以至于教现代小说的老师专门有一堂课讲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老父跳楼脑-浆迸裂，儿子在遗迹那儿守夜……认为这极具时代氛围。我和一个同学在下面翻着书，一一对照，忽然狂笑起来，老师提到一个叫“龟-头血肿”的老头时省略了前面两个字，课堂气氛一时尴尬。

这个同学劝过我，“你什么时候走出大师的阴影，扛着他们的尸-体？”我想，当一个人在青年时，总会被某种东西神灵附体，诚惶诚恐。我的意思并不是把王小波也看成大师，但这个稀奇古怪的家伙活着时不安分，死去了仍让世界不安分——为什么《情人》屡被提及，卡尔唯诺成为谈资，菲茨杰拉德也因为村上春树的青睐而重新流行。我相信真有人按图索骥去读莫迪阿诺的《暗店街》，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或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

王小波推崇的罗素说过，“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诚如斯言。大三时我们学摄影，我做了围绕王小波的第一件倒胃的事，成都有一家够地道的酒吧，女主人被称为“成都摇-滚之母”，其夫是国内有名的画全家福的画家。我拍了这家小酒吧，题目是：“我的精神家园”！？

暑假坐火车回家，“茫茫黑夜漫游”可不是一件有聊的事，我提起了王小波，哪知对面一个女孩说她也喜欢。她长得挺丰满，后来我尊称她“王大波”。下车时我暗用典故，“有机会敦伦伟大的友谊”，她桀然一笑。开学后，不知为什么，王大波一直躲着我，爱情还没开始又结束了。这是正常的，王小波已经过时了，她也看出了我的不好怀意。

大四我在报社实习，本来跑社会新闻，第一篇稿子却是“李银河蓉城谈-性”。9月成都举行全国书展，“时代三部曲”是绝对的“票房指数”，其时王小波哀荣一年多了。5日上午，一袭黑裙的李银河在二环外一健身广场作“性-法律”报告，间歇，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我们尊称王小波为大哥，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嫂……”由于紧张，没注意李银河脸上的表情，但后来想肯定牙齿都酸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大学时，刘品良坐火车回家，半夜提起王小波，对面的女孩也说喜欢，“那姑娘长得丰满，我就叫她‘王大波’。下车时我说，‘有机会敦伦伟大的友谊’……”刘品良站在楼道里和记者回忆往事，他今年30岁，“那时我踩着阴暗的楼梯，忍受多年的腐味，上到五楼过期报刊室，在一张桌子堵住的门口填票查书等半天，把图书证押下，才抱着一年的《花城》杂志合订本。走回三楼亮堂的自习室，喘一口气，有点兴奋。我是个文学青年，由于性格的原因，不好意思承认。”所有王小波的拥趸都清楚记得第一次阅读时的震动，他们形容仿佛就是一次朝圣，而兴奋的人互相引为知己。刘品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当时李银河来演讲，我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李银河蓉城谈性》。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我们尊称王小波为大哥，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嫂……’由于紧张，没注意李银河脸上的表情，呵呵，酸死了。”

在《黄金时代》中，王二的阳-物是陈清扬的噩梦，她决定让自己深深埋藏。而在读者那儿，“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是最大的噩梦。这一代人原本严肃、认真、聪明、复杂又有游戏色彩，着迷于美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的“这种人并不想严肃的对待可能性，因此这可能性也就不会含有这种风险：他选择了某种决定并因此束缚住了自己”。

2002年元旦前，北京一群大学生排演话剧《似水柔情》，那股背台词的认真劲儿，那种病态般的自我欣赏，我逃也似地离开了现场。

我已经忘光了所有关于大学、关于文学的支离破碎记忆——那是一种精神遗产，是青春的记忆的一部分，直到那天又一次辞职时，我误以为能追随他学东西的头儿说：“你这种性格，做一个王小波那样的自由职业者更合适。”无论这是一种抬举还是鄙夷，我都不会当真了。我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就像“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有可能那是微不足道的生活，而“一个人和他坚守的生活”，更大的事实是他失守的和坚守不住的生活。

我再说一次王小波。最后一次。

王小波曾在“孤岛访谈录”中说，“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想必他并不知道对于理想主义有一句调侃：“做一个披头士并不是人生的终极。”有人试图用卡尔唯诺的“童话三部曲”来概括王小波一生的姿态，即“在树上——升到空中——回到大地”，但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中早就洞悉了此中三昧，“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