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战场上去“20年前我在非洲，看到了一个战争又一个战争。历史正在制造中，但使我吃惊的是，我没有遇见一位作家，一位诗人或者哲学家，甚至一位社会学家。他们在哪里？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什么连一个作者都不见？”
著名波兰记者卡普辛斯基如此感叹。这位红色战地记者、“新新闻”的开创者之一2007年1月去世。他一生在战场上奔波，亲历过27次革命或政变，被判过4次死刑，在两次空难中幸存下来，他记录了人类的苦难哀乐，过去两年都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他无需绝对，有很多“作家”去过战场。未来学家奈斯比特1967年曾前往越南，他不是报道悲剧，而想知道战争中孩子们在做什么——在他的乐观思维中，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俗话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对于一个穷苦的乡下青年来说，记者是富有浪漫色彩的职业”，博尔赫斯1967年和1969年两度访问以色列，留下3首诗。他在小说《代表大会》中写道：“去当记者的想法至今也未使我感到羞愧，尽管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业。”如果说记者是为了忘却而写作，那他则是为了记忆、为了时间而创作的。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杀戮、自己也受伤的雷马克、海明威，1929年分别发表《西线无战事》、《永别了，武器》。“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也不是一份自白。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但福克纳没上过战场，虽然他在加拿大参加过英国皇家空军的训练，但训练没完战争就结束了，他的反战小说《士兵的报酬》（1926）就缺乏现场感。
但吃不起猪肉，难道没见过猪跑吗？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年轻时无意参加过一次纳粹的会，之后耿耿于怀。这位思考上帝、死亡、生命意义的导演，在《豺狼时刻》用了1963年南越和尚在广场自焚的电视镜头，在《安娜的热情》用了1968年那位越共未经审判被枪杀在大街的照片，以战争的反人性来反战。
“艺术是让生命变得可以承受的非常人道的方式”，2007年4月去世的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说。这个老嬉皮、二战后黑色幽默的代表，当年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十三万五千人死亡），是幸存的七名美军俘虏之一。他写了《五号屠宰场》。“我见过这个城市先前的模样，从避难所出来后，又看到了它被轰炸后的样子，其中的一个反应必定是笑……”
也正是战争，促使哲学家福柯后期的转变。他是法国战后那一批文化名人中对政治态度最暧昧的，当萨特们跑到街头，他却犹豫。1978年9月，福柯作为《意大利日报》的特约记者来到伊朗，和罢工者示威者一起呆了10天，写了15篇文章，但他站错了队，事后受多方批评——有时知识分子太单纯了。
值得尊敬的是两名女性：越战时苏珊•桑塔格去过河内，1993年萨拉热窝被包围，她排演了话剧《等待戈多》波西尼亚文版。后来这儿一条街道以她命名。2001年，她去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奖，“如果必须在真相和正义之间作选择，那么我就选择真相。”汉娜•阿伦特1963年也去过以色列，身份是《纽约客》记者，采访纳粹“恶魔”艾希曼受审。她也没选择“正义”，而是发现了“恶之平庸”，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
最对战争解构的是后现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他2007年3月去世。他的名言是1991年海湾战争“不曾发生”，那是电视媒体制造的事件（包括9•11）。他还说过一句：“死亡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过是要去知道如何消失。”
抱歉，这更像一篇悼念文化名人的文章；愿每个人都有好去处。